乌托邦

江绪林说得不错：“《乌托邦》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作品，与其说托马斯·莫尔在实质性地主张公有制，不若说文人莫尔在向柏拉图致敬，《理想国》中的善好城邦才是《乌托邦》中公有制思想的渊源。”事实上，整篇文本的互文性都寓居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诚然，是书在后世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起点。然而，顾后瞻前，莫尔作为中介倒更接近于一名古典政治哲学家。文本中起码具有三重政治哲学态度。在理想邦中，哲人王仍旧是立法者，而其中的自然权利开始有所遮蔽，若有似无。而叙述者拉斐尔明确表示自己的明智意见永远不会被统治者与谋臣这些以利为义者采纳，故不愿在理想的乌托邦之外从政。第三重可以再分为两种，即聆听者莫尔与作者莫尔，聆听者莫尔本有心入世随后作罢，作者大法官的命家喻户晓。但且住，继续读英文版，我们看沛公怎么说吧。

对外殖民，对内蓄奴，禁止自由迁徙，杜绝妄议国事，秉持父权夫权和老人权，劝说国民艰苦朴素、着粗布衣服、视金钱如粪土，外派的官员则气势俨如王公贵族。莫尔向往中的人间天堂，不要也罢。莫尔以良心自由名垂青史，但他在公职任上对付信仰异端，可不见得有什么手软。福楼拜为写《布瓦尔和佩库歇》政治部分读了大量书籍，他总结道：人出于良善目的为社会设计的蓝图，总是从自由民主始，而以暴力专制终。

乌托邦没有文学、音乐、美术、建筑……因为乌托邦没有罪恶，没有人性的弱点。

《乌托邦》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空间，当他的好朋友伊拉斯谟正忙着为君主建言献策、想办法完善基督教君主专制时，莫尔已经开始质疑亨利八世的暴君统治，所以，他的书写目的也从传统人文主义者的君主制设计变成了人民共和国的设计。那些在如今看来荒诞、不可接受的观念，其实都有着真实的现实关怀，酷刑、阶级差异、官场逢迎也都是作为“体制内”的莫尔所亲身经历的。与马基雅维利一样，莫尔将将政治世俗化了，当血统（及君主的德行）被废除了合法性后，政治的核心变成了能否带给人民福祉。当然，一切政治蓝图的设计都具有静态性，这也是为什么《乌托邦》中放逐了不可测的人性——如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莫尔谈论的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整体的制度，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乌托邦中的人像机器人，而《社会契约论》中的人不会提出异议。

莫尔的乌托邦构想前承马基雅维利国家主义，后启洛克、卢梭的启蒙思想，且直接回应了柏拉图在《王制》卷九中避而不谈的哲人王问题。故对当今读者而言平淡无奇，但却是近代政治哲学起源的关键文本。乌托邦即是反乌托邦，这二者同时产生，相互依存。莫尔在第二部开头用「外来者难以进入」暗示了乌托邦的封闭，同时细致无比的规定也消除了个人性。唯一看起来较为开明的宗教政策，即「不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本质上却排斥宗教不宽容者，即否定无神论，如柏拉图在《书简七》中所言「我们必须始终坚信这个古老神圣的学说，它向我们宣告灵魂是不朽的。」于是乌托邦成了一个围绕自身意识形态之轴而原地运转的封闭社会，既是「天堂」也是「监狱」。近代政治形态论争的两方面集中体现在乌托邦这一矛盾体上，而乌托邦似乎也成了一个无可破解的政治悖论

读莫尔小传才终于明白如此天才之作如何落成。一个精通拉丁文与文学的人文主义者、一个半路出家却远超同侪的律师、一个二十六岁从政声望卓著的议员，当这样三个身份同时重合于一人之上，就可以解释莫尔如何能如电脑程序一般敏锐地抓取所处时代由上至下各个维度的社会要素，并对其进行精准的阐述和具有创造性的重组。 我们常说“当局者迷”，渺小的人在社会中只够挣扎沉浮而已，保全自身已费尽力气，何况耳边有各色喧嚣，左右有万般蛊惑，从“只缘身在此山中”到“自缘身在最高层”，天姿与培育、机缘与历练，终于造就了万里挑一之人和百年传世之作。

莫尔并非囿于自身的局限，而是时代的限制。

在莫尔的观念里，中心思想是生产的共有。

国家机器还能仰望星空，这种荒诞的组合是对乌托邦最直接的嘲讽。

第一本社会主义著作，比马克思的早了三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