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厉以宁先生从青年时代起贯穿几十年的关于文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厉先生对文化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开始整理经济史研究的资料，而经济史属于广义的文化史。从那时起，厉先生一直把文化史、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结合在一起，使自己的研究具有特色。而厉先生学术思想的形成离不开以上三者的结合。厉先生曾多次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与文化经济学有关的专题讲座，特别是给MBA和EMBA授课时，一再涉及与文化经济学有关的专题，包括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道德力量调节问题，包括公平和效率的定义和相互作用问题、“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问题，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红利问题，等等。厉先生认为只有把这些与文化经济学有关的问题讲清楚了，经济史上的若干有待澄清的问题才能得到比较符合实际的论断。
本书不仅涉及了文化经济学和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而且在以下方面的论述非常珍贵，有些提法是在国内首次出现的：文化启蒙和文化创新、文化调节、文化包容、文化自信、文化制衡、文化和管理的最高境界、文化和经济持续发展、文化传承和文化共享。
本书对于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文化研究的发展、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教授于1988年至2002年任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至2012年任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厉以宁教授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著书多部，并发表了大量文章，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另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