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一向生活散漫惯了的中国农民,一夜之间来到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的确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大改变。但是,吃饭方式与社会制度之间,并没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农民是在家里吃饭还是在公共食堂吃饭,充其量也只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可是,在庐山会议后的全党“反右倾”过程中,在何处吃饭这个生活问题,与当时的许多事物一样,竟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公共食堂也就赋予了“社会主义阵地”的特殊意义,凡是坚持公共食堂,就是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反言之,就是破坏社会主义,就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乎,一度垮掉了的公共食堂重新恢复,全国出现了第二次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