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一位三十七岁的神父告别了孤寂的教会生活，离开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的住院，走进了正在蓬勃发展的上海洋场。这位神父一身儒雅，十分了得，当时已经精通法、英、拉丁、希腊、意大利文，后来在外交场合又学会了日文、朝鲜文。这位“下海”的神父，是天主教会培养出的江南才俊，实际上是被急需洋务人才的李鸿章用强硬手段从上海挖掘出来的。举目清朝十八行省，除了他的弟弟马建忠，很难找出第二个“精通七国语文”的人。李鸿章搞洋务，办外交，最需要这样“一以当十”的人才。从此，李鸿章的幕府人才库中，又多了一位全才人物，他就是和五口通商以后中国之命运相终始的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学名乾、良，一字建常，另字志德。他活了一百岁，被称为“人瑞”，实在是近现代中国的“百年之子”。1840年，马相伯诞生在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的一个天主教商人家庭，原籍是同府丹阳县的马家村。那一年，林则徐在广东禁烟，鸦片战争爆发。1939年，马相伯参与抗战，从上海辗转到越南谅山，在一座荒凉山洞里逝世。那一年，中国东部的大片疆土在日军的炮火中沦陷。按中国传统的纪岁方法，马相伯活了整整一百年，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百岁老人”，称得上是“人中之瑞”。但是，中国人在清朝的专制统治下，拖着辫子艰难曲折地走向世界，道途并不顺利。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长寿，对本人来说并不全是一件幸事。马相伯常常不喜欢自己的高寿，自陈“寿则多辱”。1939年，抗战大后方的《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为这位“人瑞”祝寿，历经沧桑的马相伯却自嘲地说：“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拿破仑有一个著名预言，说中国是一头睡狮，醒来将震动世界。马相伯生活的一百年里，中国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是没有“苏醒”，更谈不上“振兴”。一百年里，变则变矣，巡抚、总督和皇帝不见了，代之以军阀、省长和大总统；县学、书院和翰林院不见了，代之以中学、大学和科学院；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见了，代之以学士、硕士和博士……不断的社会运动，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贫困、混乱、腐败、贪婪、不公正、不负责任的现象到处都是，中国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是，“多难兴邦”，“乱世出英雄”，激荡的一百年里，中国出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他们担当起“振兴中华”的大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立独行，艰难问学，最终卓然成家。
说实在，作为一个学者和思想家，马相伯的著述并不多。尽管后人编的《马相伯集》是厚厚的一本，但与他学富五车的中西学问相比，实在还是九牛一毛，而且系统性不够。作为学者，他留下的有系统的作品只有一部哲学教材《致知浅说》。1903年，他创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即行编写了这部有关西方哲学的教材。从《致知浅说》来看，马相伯确实是20世纪初难得的一位真正理解哲学含义的中国人。他借用朱熹《大学章句集注》中对“致知”一词的定义来翻译“Philosophy”。“‘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Philosophia，译言‘爱智学’者欤？”按，Philosophy的本义为“爱智慧”，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已经用了“爱知学”。清末外国传教士倾向于用“格致学”来对译Science（科学）而不是Philosophy（哲学），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在《万国公报》上把培根的《新工具》翻译为《培根格致新机》，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编的《格致汇编》收入的是声光化电的新技术。马相伯受天主教耶稣会训练，并没有把科学和哲学完全分离，仍然把格致学广义地理解为哲学。或者说，把科学归入哲学，其只是格物致知的某种阶段，一种手段。马相伯对Philosophy的理解比较传统，具有天主教哲学的印记，但从今天科学主义思潮过后的哲学史观点来看，倒是比较全面，比较深入，因而也比较正确一些。
1851年，马相伯从家乡江苏丹徒来上海，先是投亲在他的姐夫朱家，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刚刚创办的依纳爵公学。这所学校对外也称徐汇公学，后来就发展为有名的徐汇中学。此前，除了马六甲、澳门和香港有新教传教士举办的西式学校之外，中国内地的西式中等学校以徐汇公学为最早。按耶稣会的本土化策略，也鉴于当时中国文化的强大态势，徐汇公学给天主教会培养人才，就必须让中国孩子参加科举考试。因此，徐汇公学除了研习西学之外，也必须教授经学。马相伯在家乡已经发蒙，“四书五经”有些功底，便在那里带教其他学生。值得一提的是，他最亲近的老师，意大利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 1826—1902）是一位汉学家。晁德莅精通中国经典，一生的功业就是把“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作品翻译成了一套拉丁文的《中国文化教程》（Cursus Literaturae Sinicae, 1879—1883）。马相伯帮助晁德莅解读“四书五经”，晁德莅也教会了马相伯从欧洲学术传统来理解中国经典。这种跨文化的学问互动增进了师生间的友谊，他们两人是一生的朋友。马相伯之所以能够比其他学者更早地会通中西学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862年，马相伯升入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成为修士，决心投身教会事业。经过二十余年的通商、传教，上海人已经注意到“坚船利炮”背后的西学。据后来的回忆，这一时期的马相伯和三弟马建忠仍然还在尝试举业，但真正的学问取向显然已经更加西化。法文、拉丁文、希腊文、意大利文已经打下基础，神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也是造诣不浅。据教会材料，徐家汇的耶稣会神学院办学水准相当高，课程水平达到巴黎的标准。上海徐汇公学和耶稣会神学院教授的欧洲哲学和科学知识，在远东没有第二家。马相伯的高水准西学，并非个案。他的同班同学李杕（问渔，1840—1911）神父后来在徐汇公学、震旦学院都担任科学、哲学教习，同光年间也做了大量西学研究、教授和传播工作，只是很不为外界了解。
1876年，马相伯在按立为神父之后，终于因为各种原因脱离了教会，离开了徐家汇，转而投身到淮军系统将官主持的洋务事业。先前，情同手足、合居一室的三弟马建忠已经于1874年脱离教会，加入李鸿章的幕府，并留学巴黎，一时看去前程远大。马相伯的学问兴趣，也在这几年里从神学和哲学，转向了天文学、几何学和力学等科学知识。马相伯刻苦钻研，到了夜不能寐、昼生幻觉的程度。同光中兴时期，科学是新政的学问，可见马相伯的思凡之心已萌，经世之志已定。他决计步二哥马建勋和三弟的后尘，加入如日中天的淮军系统，充当幕僚。
在淮军系统当幕僚期间，马相伯到过神户、平壤，也去过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所有工作，就是写公文，办洋务，处理中外纠纷，推动新式事业，无须著述做学问。马相伯够得上大学问家和思想家的标准，他的长处在于能够从欧洲古典文明的脉络来理解西方的崛起，还能够从近代欧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同经验看清朝的新政，这在当时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把马相伯与王韬、郑观应、马建忠、伍廷芳同列为“沿海型改革家”（Littoral Reformer），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按后来的教科书，把他们称“早期改良派”，思想较康有为、梁启超落后，则完全错误。他们是同光年间真正懂得世界事务，又对改革有切实主张的少数几个人。非常可惜的是，作为一个大学问家，马相伯这一时期留下的著述很少。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家，他出众的洞察力和广阔的世界观也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类似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的著述，马相伯只留下了寥寥数篇。1896年之前的作品，我们暂时还只见到方豪先生搜集到的《上朝鲜国王条陈》、《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改革招商局建议》三篇。马相伯投入李鸿章及其他淮军将官幕府之后，和三弟马建忠一起经历过无数风浪，《中法新约》（1885）、《马关条约》（1896）、《辛丑条约》（1900）的签订都和两兄弟有关。1895年，马建忠将自己游记、日记、奏折、条陈、电稿、书信集中，刊印了《适可斋记言记行》，马相伯却没有留下自己的“记言记行”。
马相伯述而不作的个性，大概和耶稣会注重口头宣道，不鼓励著书立说的神父训练有关。但是，马相伯早期著作缺失的更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天主教会与清朝士大夫社会悬隔太深，社会上不需要、不理解耶稣会的学问。同光年间，西方教会和中国社会之间还隔着一堵墙，马相伯的西学只能在教会研习，它的社会传播却被隔离了。上海是五口通商以后西学传播最充分的城市，但在19世纪70年代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之前，西学并不流行。英、美新教传教士的医疗、学校、出版、新闻等间接传教事业虽早就举办，但只是在戊戌前后才普及开来。所以，马相伯没有留下早期著作，和这样保守的大环境有直接关系。
1893年以后，马相伯连遭厄运。当年，他的妻子携襁褓中的幼子回山东娘家探亲，因海轮失事罹难；1895年，虔诚信教的母亲沈氏去世前，对他离开教会深有责备；1896年，《马关条约》签订，马氏兄弟再次被“清流党”舆论指为汉奸。内忧外患，马相伯很是沮丧，终于决定在离开耶稣会二十余年以后，回到徐家汇，息影在土山湾孤儿工艺院老楼。这时候的马相伯，决心抛开红尘，一心著述。马相伯的归来，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西隔阂这堵墙，他可以把西学传播到社会，也可以把外界对西学的需求引入教会。可惜，马相伯这样的著述开始得太晚！更有甚者，六十多岁的马相伯，不久又复出了！人在徐家汇，心在张园、福州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立宪、光复运动。辛亥革命以后，马相伯又北上参政，经年不归。种种活动令他不遑教课、写作，很遗憾没有留下更多的学术作品。
马相伯深厚的中西文化学养未能充分彰显，这是中国学术的重大缺憾。马相伯是一流学者，这一点既可以从《致知浅说》中看到，也可以他审定、刊印的《马氏文通》予以印证。学界对记在马建忠名下的《马氏文通》评价甚高，认定其是汉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我们相信，马相伯是本书的作者之一，马氏兄弟的感情、经历、学问和思想，几乎完全一致。马相伯的学识，肯定不在他的弟弟之下。1904年，马建忠去世多年之后，马相伯整理、删定了《马氏文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氏“难弟难兄”（王韬语）的学识，如当时学者承认的“严、马、辜、伍”（章太炎语）一样，均属于第一流。
原想避开红尘，避静，反省，著述，终老于此。然而，风动，幡动，终而心动，马相伯并不能逃离政治。无论是住在市区八仙桥附近的马家豪宅，还是躲在土山湾慈母堂附近的一座三层楼房，门前一直都有青年学生来叩门，向他求教西学。到八仙桥、徐家汇跟他学拉丁文，听他讲西学、洋务掌故，谈未来中国社会理想，这是从戊戌到辛亥，乃至抗战前上海学界的时髦。包括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王造时、史良在内，连续有几代人向马相伯执弟子礼，拜这位老人为师。1901年，蔡元培主持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师范特班，带领全班24名学生，天天到徐家汇向马相伯学拉丁文。清晨五点，蔡元培带着学生从公学步行来到土山湾，等候马相伯醒来，做完晨祷，跟着老人的口型练习外文。无论寒暑，毕恭毕敬，当得上程门立雪的故事。这批学生中，有后来彪炳中国文化史册的黄炎培、胡敦复、胡仁源、李叔同、谢无量、于右任、邵力子等。为了传授拉丁文，马相伯编写了《拉丁文通》，该书应该就是中国第一本通行的拉丁文教材。
1898年春天，康有为、梁启超骤得光绪皇帝的信任，6月11日发布定国是诏，开始了百日维新。曾经在上海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梁启超，从北京急电徐家汇，邀请已经退隐的马相伯出山主持议定了的译学馆。马相伯搭架子，以年老为由不愿北上，要求把译学馆迁来上海，与徐家汇的耶稣会合作，两人在书信往返地商议着。梁启超还向光绪皇帝推荐这位奇才主持全国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新学科建设。因为百日维新的夭折，这些事业没有成功，否则马相伯就是第一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了。1907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筹办立宪团体政闻社，特请马相伯前往担任总务员，主持社政。清末民初，严复是西学大师，章太炎是国学大师，这两位学界泰斗，都尊敬马相伯的中西学识。章太炎是革命文豪，谈起西学，他只佩服“严、马、辜、伍”四个人。“严”是严复，“马”就是马相伯，“辜”是辜鸿铭，“伍”是伍廷芳。马相伯是西学大师，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办《时务报》（1896），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1907），都曾到市区马寓，甚至驱车到徐家汇，追随马相伯的西学。
六十岁之前，马相伯把自己的才智贡献给了清朝。为了一个扶不起的清朝，马相伯贴进去二十多载的壮年生涯。1900年天下大乱的时候，马相伯已经不在旋涡中心。1893年，在轮船招商局的一场海难中他丧妻失子。1895年，母亲沈氏去世前，责备他没有当个好神父。再一年后，因参与《马关条约》谈判，马氏兄弟身受铺天盖地的“汉奸”骂名。清朝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都令马相伯失望。正是这时期，他决定退回上海，息影徐家汇。他的弟弟马建忠则卷入太深，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又被李鸿章找去，和八国联军代表没日没夜地谈判。陷在翻译不完的英、法、德、俄、意、日文的谈判文件堆中，累死在案桌前。甲午战争前，朝鲜危亡。李鸿章曾对马相伯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高丽？”清朝从内里腐败掉了，快要灭亡，李鸿章、马建忠、马相伯这样参与机密的官员看得最清楚。六十岁以后，马相伯决计离开官场，为中国的年轻人，为民族的新文化作一点贡献。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古代君主来说，祭祀（宗教）和军事是根本大事，强大的军队，宏大的宗庙，是王朝强盛和繁荣的象征。但是，中国要走出专制制度，步入文明社会，需要王朝之外的公共领域。对于19、20世纪中国的孔急之事，开辟、继承和传播现代知识的学术机构——大学才是最为重要的。大学是民族之魂，国家之本。现代社会的基础是文化和教育，而不是宗教和军事。没有大学的引导，中国走不出传统的王朝社会。在传统的私塾、书院和县学里，背“四书”，查“五经”，不学外语，不读数、理、化，国家没有出路。更重要的是，没有大学，不培养专业精神，不鼓励独立人格，青年人蒙昧，成年人颟顸，老年人固执，正在把这个传统文化深厚的民族拖入深渊。大学之道，是使中国摆脱困境的正途。老马识途的马相伯，是最早认识这一点的中国人。
中国最早的新式高等教育，起源于基督教传教士举办的教会学校。1903年，马相伯决心创办自己的大学时，他的周围已经有了几所私立学校。1879年，美国圣公会从本国募来巨款，在上海创办了圣约翰书院。1901年，美国循道会传教士合并了几所中等学校，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此外，在北京、武汉、杭州、长沙等地都陆续出现了一些教会学校。另一方面，面临崩盘的清朝政府为了挽救局势，不得不在甲午战败后创办新式高等教育。1895年，由李鸿章策划，盛宣怀筹办了天津北洋大学堂；1896年，盛宣怀又筹建了上海南洋公学；1898年，为了落实维新条例，朝廷创办了京师大学堂。这些学校，虽只能传习一些简单的英、法、俄、日文和零星的声光化电知识，程度不高，但已经算是最早的国立大学了。
举办新式高等教育是国家大事，理应由政府来推动。但是，从官场上退出来的马相伯深知朝廷做事，十九不成功。历次挫折，使他对清朝早已失望，便决心以一己之力创办大学。马相伯要办一所以欧洲为样板的私立大学。搞实业赚钱，办学校烧钱，办大学需要的大笔资金哪里来？中外人士目睹了一场令人惊诧的豪举：1900年8月25日，即“光绪庚子又八月一日”，马相伯立下了《捐献家产兴学字据》，把自己名下的财产全部献了出来，作为办学基金，“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这笔财产不是小数目，它们是位于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良田，上海法租界的十几亩地产，还有其他不少零星的工商业资产。用这些基金，办一所私立大学绰绰有余。马相伯是震旦学院的出资人，复旦公学的筹款人，也是两校的首任校长，称他为“震旦之父”、“复旦之父”恰如其分。马相伯一本淡泊名利的教友性格，没有留下多少与二校相关的材料作为自己的荣耀。除了捐献字据之外，我们只搜集到1905年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分裂之际发表在报纸上的《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和《复旦公学章程》两份资料。此外，马相伯在北京参与了辅仁大学的筹建，也有不少捐助，还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对这些他都寡淡视之，只在别人保留的书信中偶尔提及，自己并不炫耀。
马相伯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当修士和神父的时候，穿圣袍，吃食堂，手不摸钞票。“下海”后虽然给李鸿章当幕僚，参与洋务，却从来不掌管经济实权。马相伯富家子、士大夫和出家人的洒脱性格，使其视金钱如粪土，无心为自己私蓄财富。他晚年得到了巨额财富，但全不是他自己赚来的。财富来自家族，来自他大哥和大姐继承的另一种善贾家风。马氏兄弟中，二哥马建勋从太平天国动乱时期起就给李鸿章的淮军采办军火、粮草，是淮军的“粮台”。战乱期间，马家在上海八仙桥地区开商号，财富不下于在杭州为左宗棠“粮台”的胡雪岩。大姐嫁给了董家渡朱家，马相伯的外甥朱志尧，是上海最大的民营机器业求新造船厂的老板，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马家、朱家为同光时期上海商界翘楚。二哥去世后，没有子嗣，全部财产都分给了二位弟弟。马氏兄弟是上海骄子，在官场，马家兄弟是淮军的智囊，深与朝廷机密；在商场，马家是上海开埠后少有的成功者，富甲一方；在学界，马相伯、马建忠是公认的人才，在外语、西学方面罕有匹敌。马相伯完全可以留在政界、商界，充分享受权力和金钱带来的世俗快乐。但是，就在人人都为财富奔忙，个个都嫌收入太少的上海，马相伯拿出巨额的财富，抛却洋场的繁华，毁家兴学，重归教会。
马相伯是“裸捐”，财产捐光后，他留下儿子马君远在法租界独立生活，自己只身回到徐家汇，重过隐修生活。息影徐家汇的时候，马相伯开始翻译《圣经》。天主教会对《圣经》翻译比较谨慎，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白日升（Jean Basset, 1645—1715）曾翻译过一部《四史攸编》，耶稣会士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也曾有过一部《古新圣经》，但是都没有公开出版，只供神父自己参考用。20世纪中，罗马教廷对《圣经》的翻译逐渐放松，马相伯带着为中断教会生活二十多年的赎罪心理，决心以他的中西学识来完成这项事业。从1897年开始，历时十数年，他翻译的《新史合编直讲》终于在1913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行。无论如何，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翻译，而且出版了的中文《圣经》。马相伯忠诚于天主教会，这是无疑的。1897年，他撰写了《利玛窦遗像题词》、《徐光启遗像题词》、《汤若望遗像题词》、《南怀仁遗像题词》。1915年，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用上述题词，创作了中国天主教四大重要人物画像，参加了旧金山巴拿马世界博览会，现今真迹仍存于旧金山大学图书馆阅览室。
本想推却尘缘，在郊外教堂的钟声中摩挲《圣经》，了此残生。但是，马相伯没有料想他长寿，他还有相当长的四十年生命路程要走。1900年以后，中国发生了那么多的变故，把他这位老人又拉了出来，卷到冲突的中心。徐家汇的土山湾离市区有七八里路，上海不断引进西式马车、轿车，交通已不是问题。张謇办江苏教育会、中国图书公司，蔡元培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都来请教马相伯。《中国图书有限公司招股缘起启》（1906）透露出马相伯和辛亥革命前的上海精英人物融合在一起。在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中，除了发起人张謇（状元、实业家、江苏巨绅）之外，严信厚（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始人）、周晋镳（上海总商会会长）、曾铸（上海总商会会长）、李平书（上海县自治运动领袖）、席裕光、席裕成、席裕福（三人均为银行家）等之外，马相伯把富豪外甥朱志尧（号开甲，上海总商会会长、实业家）拉进来，可见他在地方自治和预备立宪运动中有实质性的参与。中国图书公司的股东结构和1909年预备立宪后建立的江苏谘议局高度重合，可以证明马相伯在1905年兴办复旦公学以后，又回到了上海的维新运动中，而且越来越卷到运动的中心。
我们从上海《申报》等报刊报道中知道，马相伯在张园、福州路、南市有很多演讲。例如：1904年5月16日，在上海商学会演讲，主题为“商战”；1905年8月6日，在务本女塾演讲，主题为“抵制美货”；1905年秋，在南京两江总督府演讲，主题为“宪法精神”；1907年11月9日，在上海张园江苏铁路公会集会演讲，主题为“路权”；1907年11月20日，在上海愚园预备立宪公会集会演讲，主题仍为“路权”；1911年6月11日，在上海张园中国国民公会总会成立大会上演讲，主题为“尚武”、“民治”，准备光复。非常可惜，马相伯的个性太潇洒，真的是述而不作，这些第一流演讲，生前都没有好好整理成文，乃至不传。
1903年，用马相伯捐献的基金，法国耶稣会派出师资，借徐家汇天文台旧址开办了震旦学院。马相伯自订章程，自任校长，这是一所后来以Aurora闻名于世的精英大学。震旦学院的开办，正逢中国教育史上的大事变。清朝废科举的议论，已经搅得天下读书人一片惶恐。士大夫们一肚皮的“四书”功夫将要烂在肠子里，对就要开考的“新科”知识却一窍不通。很多人急忙从各地赶来上海，到新式学堂进修数理化，恶补西学。马相伯说，震旦招收的一年级新生中，居然有“八个少壮的翰林（进士），二十几个孝廉公（举人）”。马相伯曾回家乡参加过科举考试，虽得过学额，但只是个秀才。四十年之后，科举制崩溃，大批进士、举人们，反而投在他的震旦门下。1903年的震旦，法国耶稣会还没有介入，办学方针由马相伯自己决定。按马相伯自订的《震旦学院章程》，“分文学Literature、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Science两科”。两科内容，就是外语和哲学，都由马相伯审定，外语学拉丁文，哲学学笛卡尔。震旦初期的马相伯，还在犹豫是按明末西学传统，把Science翻译成“质学”（方以智用“质测”），还是按日本近世“兰学”传统，翻译成“科学”。无论如何，震旦的课程在上海学子中普及了科学精神。辗转相传，遂在十多年后衍为北京《新青年》的“赛先生”。
震旦学生中，还有南洋公学转来的另一批精英学生。当时，正逢南洋公学的学生闹学潮，一大批学生退学。退学学生们一部分跟随辞职的蔡元培，加入了新成立的爱国学社，另一部分学生则来到震旦学院，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博士的胡敦复，此外还有民国元老于右任、邵力子。1905年，震旦学院学生又闹起了学潮，结果就是复旦公学的诞生。20世纪的头几年，上海学生们动辄闹学潮，这是有原因的。科举制废除前后，江南的读书人忽然明白，未来将是英文、法文和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主宰的时代。于是，弃“四书五经”如敝屣，一等有钱留“西洋”（欧美），二等有钱留“东洋”（日本），三等有钱就到上海去，挑一个公立、私立的新学堂，算是“小出国”、“穷留学”。于是，上海传教士和洋务人士冷冷清清办了几十年的新学校，忽然遇见了黄金时代。学生们对新学堂缺乏认识，对旧学问又恨又爱，心理浮躁。入学、退学，出国、回国成为时髦，一遇不满，就闹学潮。大量年轻的秀才、举人抛弃旧学，涌到上海补习新学、西学。他们其实是清朝一次次失败改革的受害者，在内地积累了很多不满，遇到上海的学校里鼓励独立自主，租界里保障言论自由，就天不怕地不怕地爆发出来。
1905年震旦学院学潮中，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等带领学生向掌管教学的法国耶稣会士抗议。这一次，学生们不是要脱离学校，而是要占领学校。学生们带走了部分实验设备、动植物标本和书籍等，赶走法国老师，宣称自己要独立举办震旦。按马相伯后来的解释，争端的起因是震旦的“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我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复旦”。当初情况比马相伯的回忆要复杂得多。上海学生不愿意学法语，因为法语在洋场不及英语那样有用。震旦学潮，并不起因于中、法民族之争，而是英、法文何为“一外”的问题。马相伯选了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李登辉来掌校，而后来的复旦公学改为商科为主，就是这个道理。刚刚接手校务的法国巴黎省耶稣会士一时难以接受学生们的要求，于是，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带领学生，再度造反，脱离震旦。
学潮不是马相伯发动的，甚至是有点冲着他去的。学生要学实用的英语，不愿学法文，更不用说拉丁文、欧洲哲学等古典学科。从经典转为实用，并不是不可以商议，但与当初的震旦章程相违背。胡敦复、于右任、邵力子和担任教务长的法国耶稣会士南从周就法文教学闹翻后，带着学生们来见马相伯，要求校长脱离法国人，自办震旦。马相伯捐款给教会的时候，立下了不得反悔的死约，学校基金不可能收回。在震旦和学生的僵持之中，学校难以为继，学生将要失学，马相伯急得哭起来。胡敦复、于右任和邵力子是马相伯最好的学生，他们要走，马相伯只好奉陪。最后，校长站在了学生“造反派”一边，把震旦留给法国耶稣会管理，自己另起炉灶。花甲之年的马相伯拼了老命，再创办一所大学。复旦公学的创办，基本上也是马相伯一个人的功劳。马相伯在震旦与复旦之间吃了三夹板，最终却难能可贵地再创了一个后来愈显重要的大学。可惜的是，这一时期的马相伯也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文章、文献、日记和回忆文章，只在晚年一番云淡风轻的谈话中提到。
从戊戌到辛亥，这一时期全国变法、立宪和革命思想界唯马相伯“马首是瞻”，他发表的观点、谈话、演讲和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南北议和的时候，一位暗探在和马相伯谈话后，密报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作为代表南方共和派人物主张的《辛亥政见》。马相伯的中西学识确实比他人高明，在非常复杂的宗教问题上尤其如此。戊戌变法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都以不同方式把宗教信仰与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康有为提出要建立“孔教”，谭嗣同把佛学、儒学和神学融合为“仁学”，章太炎则提出了一种以佛学唯识论为根底的“建立宗教论”。1907年，在这方面比较没有见解的梁启超在东京筹建政闻社，采用了马相伯的“神我宪政说”作为社纲。目前我们还未见到“神我宪政说”的完整文本，只是通过章太炎的《驳神我宪政说》了解到这一学说的基本看法。按马相伯理解，人性有本于动物性的“形我”，有本于精神性的“神我”。人类基于“神我”的结合，是有信仰、有精神的结合，马相伯宣布：“吾侪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组织政闻社。”马相伯用“形我”、“神我”的概念表达宗教信徒的社会理想：以“神”的名义组织人间社群团体，而不是蝇营狗苟搞党派。按现代政党理论来判断，这种带有宗教理想主义的政党主张，比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和孙中山的偏颇之论公允得当一些。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体制建设中出现了纷繁的宗教问题。例如：国体层面的政教关系问题，伦理层面的信仰自由问题，不同宗教之间的宗教宽容问题，很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袁世凯要恢复帝制，搞了尊孔、读经、祭天等国家宗教活动；康有为执拗地筹建着孔教会，企图一面借着孔教组织的影响来参政，一面以孔教思想抵御基督教信仰；不少维新人士延续戊戌变法时期移风易俗、教产兴学的主张，打击佛教、道教的生存空间；更多的一般民众则感觉到时代更替中的道德沦丧，不断呼吁宗教信仰的回归，“大声疾呼曰：提倡宗教！提倡宗教！”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现代国家制度中的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宗教宽容原则并没有系统的理论，而徐家汇出来的马相伯在这方面正好有着长期思考。比较起来，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谈宗教，马相伯既理解中国古代传统，也懂得世界近代思潮，最站得住脚。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崇孔圣令；冬至日，袁世凯到天坛亲自祭天。马相伯当然知道康有为、夏曾佑在此背后鼓捣的孔教，并且识别出这是一种政教合一和国家宗教的做法，有违中华民国设定的信仰自由和宗教平等宪法精神。马相伯坚持现代国家原则，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中明确坚持信教自由，认为中国历代固然是天子祭天，但信教自由的民国，元首与主祭不得一人相兼，因为：“元首者，乃五族五教人唯一元首，非一族一教人所得而入主出奴之。”比一般人更加机智的是，马相伯采用了儒家传统的君师相分原理来说明政教分离，“不惟不兼主祭，而君与师之职亦不相兼焉”。按儒家原理，师者，儒也。君主接受儒教，君主不得为导师。既不得为导师，便不能为教主，更不能为偶像崇拜的对象，儒家确实是这样坚守的。马相伯懂得儒家精髓，向康有为、袁世凯怪诞扭曲的孔教予以有力一击。
马相伯同一时期的文章有《信教自由》（1914）、《〈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1916）、《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1916）、《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1916）、《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五篇》（1916）、《宪法向界》（1916）、《〈约法〉上信教自由解》（1916）、《信教自由》（1916），都是他抗议袁世凯、康有为等人的孔教、国教行为，为政教合一方案辩护的文章。1916年的马相伯似乎真是急了，写了那么多的抗议文章。我们看到，身为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马相伯却坚决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主张。他的抗议态度，肯定是出于自己的信仰和天主教教会的利益。但是，细看马相伯的分析，他主张中华民国的儒、道、佛、回、耶，无分本土还是外来，“五教”都要与政治生活分离。“五教”平等，相互之间则容易建立宽容、平等、对话和共融的关系。这些主张，无疑更符合当时中国的宗教格局。
中华民国肯定不能建立一个国家宗教，但是一般人群的生活是否还需要宗教？世俗社会的伦理建设是否还要用信仰来支撑？宗教信仰在中国人的民众社会中应该起怎样的作用？20世纪初年的大部分中国思想家，都是急急忙忙地临时考虑这些问题。马相伯毕竟当过神父，他是从徐家汇耶稣会神学院毕业出来的神学博士，因而对此问题有着比较长期的思考，回答起来也是比较从容。也是在北京从政期间，他在《宗教在良心》（1914）、《宗教之关系》（1914）、《青年会开会演说词》（1916）、《〈圣经〉和人群之关系》（1916）一系列演讲和论文中阐释了自己的主张。马相伯和大家一样，也把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风气概括为“风俗浇漓，纪纲废弛，世道人心，大坏大坏！”作为一个神学家，他也和大家一样，认为：“思从而补救之，以为非有宗教不可。”但是，当时提倡宗教的大伟人、大名士、大政客、大官僚都认为，“宗教者，为下等社会而提倡”，言下之意是精英人士并不需要宗教。把宗教看做社会控制的工具，用以管理愚夫愚妇的下等人，这种陈腐见解为马相伯所不屑。马相伯的说法很简单，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宗教在良心”，人人都可以从宗教信仰中获得道德资源。这种说法被几年以后冒起来的“新青年”们忽视了，他们用科学打击宗教，进而发展出一种彻底的无神论。终不能淹没的是，一百年后，“马相伯问题”又似曾相识地归来了。马相伯留下的作品，以1914年到1916年在北京和袁世凯、康有为、夏曾佑争论时所发表的宗教论述最有思想价值。同时代的思想家中，包括章太炎、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等人，也数马相伯的观点最能明心见性地切入信仰本身，最为全面地涉及了宗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关系，而且相对正确。
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家而言，马相伯的生命意义有所不同。按他们的看法，马相伯的价值不在于从事洋务，主张立宪，也不在于创建震旦、复旦，参与辛亥革命，更不在于他反对国教，提倡宗教，竖立良心，而在于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挺身而出，发表了众多的抗战言论。本来，马相伯“八十后厌闻时事，宗教书外，间阅科学各月刊”，不打算过问政治。但是，1931年九一八后，各方为党派利益争执不下，仍然置日本入侵于不顾。马相伯只得又一次走出徐家汇，在上海的会场、剧院、电台、学校拼命演讲，奋笔挥毫，主题都是“还我河山”！奇怪！一个民族，因为陷入内战，无法协商政治、发展经济，不能建立现代国防，坐视领土沦丧，民众逃亡，居然还需要一位耄耋老人出来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本身是件很不人道的事情！1937年八一三以后，马相伯以九八之年，跟随西迁的洪流，经广西桂林，辗转到越南谅山的一个山洞里躲避。颠沛流离，马相伯于1939年11月4日遽然去世，良可叹也！当年的4月5日，是马相伯的百岁诞辰，国民党中央发来了褒奖令，内称“民族之英，国家之瑞”，中共中央的贺电则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马相伯生命的最后意义，就是让一些立场不同的党派群体有一个搁置争议，想到国家、民族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片段时刻。
马相伯的抗战言论，1933年有马相伯秘书徐景贤编辑的《国难言论集》，由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刊行；1936年又有马相伯口述、王瑞霖笔记的《一日一谈》，由上海复兴书局刊行。前书辑录了马相伯在上海、香港、天津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其中有演讲、访谈、报道、题词、回忆录等等，不能完全算是马相伯的亲笔作品。后书是年轻人对马相伯往事回忆的记录，有些地方似乎并未得到核实，存在误差。这两部作品，均存于朱维铮主编、李天纲等编校的《马相伯集》中，读者可以自行参看，本书因篇幅限制，不加收入。另外，这次在《申报》等处找到一些确定属于马相伯自己撰写的抗战通电、文章，如与他人联名发表的《联合宣言甲》（1933）、《联合宣言乙》（1933）、《联合宣言丙》（1933）、《〈申报〉发行港版感言》（1938）、《精诚团结一致对外》（1938），则加以收入。
这一时期的马相伯，受到救国会等组织年轻人的推崇，更加的被人“唯马首是瞻”。因为支持抗战政治家的活动，马相伯与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史良、王造时、邹韬奋、章乃器等人有交谊，他甚至还是鲁迅治丧委员会的成员。然而，这一时期和马相伯在国家、民族和国学方面最为投契的，确是过去与他很是暌违的章太炎。章太炎的抗战言论和马相伯非常一致，他们在国家、民族、政体、党派、国学和宗教等方面存在共识。为反对独裁，停止党治，政治协商，组织国民政府，挽救中华民族，两人联署了很多文件。章太炎去世之前在苏州国学传习所讲学，马相伯给予道义上的支持，在《申报》专门发文《赞许章太炎讲学》（1935），称赞他：“朴学鸿儒，当今硕德。优游世外，卜筑吴中。……值风雨如晦之秋，究乾坤演进之道。体仁以长，嘉会为群。网罗百家，钻研六艺。纲纪礼本，冠冕人伦。……”这样的赞语，挑剔如章太炎，也是应该满意的。
现代学者追求著作等身，古人却更加推崇述而不作，马相伯基本上是个述而不作的思想家。孔子、苏格拉底、朱熹、王阳明，大都是靠聚众讲学和身体力行留下自己的思想和学问。从此情景来看，马相伯没有留下很多专著，或许是可以理解。马相伯办了震旦、复旦，称他为老师的后来都成了大师：梁启超、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黄炎培……马相伯似乎应该就是大师的大师了。问题在于，这些晚辈大师们虽然都爱他，敬他，利用他，实际上却都没有传承马相伯的学问。然而，思想是可以口传的。清末的上海，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谁都可以发表政见，表达思想。政客要人、文豪大家、热血青年中，总是马相伯的演讲有理有据，还最具表现魅力。梁启超听过马相伯的演讲，佩服地说他是“中国第一演说家”。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报纸曾经把两个“反串”角色评论为：“马相伯演讲象唱戏，潘月樵唱戏象演讲。”那是海派名角潘月樵喜欢在唱京戏时高喊革命口号，马相伯的政治演讲则绘声绘色，诙谐有趣。幸亏马相伯还能演讲，晚年尤其如此，现今才留下了一些作品。
马相伯不是一个强人，三十五岁以前的耶稣会士训练，使得他养成了豁达、服从的个性；六十岁以前给李鸿章做幕僚的生涯，更发展了他敏锐、谨慎的个性。马相伯的诙谐幽默，超然豁达，是作为神父的基本功而训练出来的。天主教徒的身份，还有他曾经是耶稣会神父的经历，让他能够透视中国问题，成为超然于党派政治之外，为中国社会的长远利益考虑的少数几个人之一。马相伯绝无那种争勇好斗的强辩性格，也没有明显的党派色彩。马相伯固然是一个未能尽职的神父，其实也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或者说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断被政客们利用的学问家。
历史学家总是把鸦片战争看做中国文化由盛转衰的关节点。一百年间，大师辈出。以年龄论，生于1840年的马相伯正可以说是这鸦片战争后涌现的几代伟人中的第一位大师。马相伯出生以前的儒者，可能饱读经书，旧学精湛，但是对西方文化终究隔膜；马相伯逝世以后的学者，留学欧美，新学熟练，但是与中国文化传统渐行渐远。马相伯和他的学生们，夹在古今中外当中，既熟悉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又刚刚经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礼，这是他们的时代特权。他们奠定了中国新文化的传统，马相伯，真的是大师中的大师。
本书选编，若无特别说明，均出自朱维铮主编、李天纲等编校的《马相伯集》。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收文稿中凡属明显错字的，以〔〕内之字改正之；明显脱字，以〈〉内之字补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