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封面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

出版时间

2014-04-30

ISBN

9787510830181

评分

★★★★★
书籍介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讲述近几十年来,史学界搜集并整理了大量明清商人的史料,但是主要集中于商人的客观世界和经济活动方面,本书却从分析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的入世伦理及社会影响这一特殊角度入手,特别注意三教在入世伦理方面相互交涉的复杂过程,尤其是禅宗对理学 的影响,从而进一步研究宗教和道德观念对中国商人的影响。

全书主要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中国宗教的入世转向。这一部分主要是研究中唐以来的新禅宗和宋以后的新道教。中篇:儒家伦理的新发展。这一部分着重讨论新儒家和新禅宗的关系,以及从程、朱到陆、王的发展。下篇:、中国商人的精神。这一部分大致以十六至十八世纪为时代断限。但研究的重点不是商业发展的本身,而是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特别是新儒家的关系。这三个部分虽是互相涵摄、彼此呼应的,但各篇也自有其独立性。这是近年史学界一部大著作,对中唐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都有最重要的发明,对清代及近代史的研究,启发甚多。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代表作有《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戴震与章学诚》、《士与中国文化》、《论天人之际》等。

目录
原商贾——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序
“原商”与“说儒”
《货殖列传》的三大贤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上)
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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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不是余先生最拿手的領域,總覺得淺了。楊聯陞和劉廣京的兩篇序以前沒注意,現在看來幾乎必內文價值更高。余氏的起手看似回應韋伯之問,其實還是在給明清「私文化」之興起找一條理學的內在理路,認為這不過是一種四書系統內部的價值調適,「私」的合理化與商人階級的興起很像是給中晚明思想轉折寫就得一條大號腳註,瓦解公的道德性,肯定私與欲的合理性,最後又繞回私的問題上,強調無私而未能有公,公天下不過也就是皇家的一己之私,重構一種新傳統。顧炎武、黃梨洲二人的文字中這種趨向最明顯,讀過便知。另一方面,商人階級崛起後新道德與新典范也隨之成立,誠信與聲譽成為一種舊道德的新表征,內核一致但表象不同。溝口氏很強調公轉私是來自外在衝擊,余氏堅持這就是內部調適,各有道理,但亦可見各自之立足點與側重面
韦伯《新教伦理》给予余英时的启示: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背景,即“入世苦行”的新教伦理。余英时因此想在中国思想史中寻找一个与新教相对的宗教运动,而从禅宗到新儒家的整个发展确实也符合中国宗教转向入世的趋势。所以,此书就以《新教伦理》的问题意识为框架,以探寻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于中国商业是否存在影响。此书的任务可精简为两个:1.描述禅宗及新儒家的入世性格以及“入世苦行”的形态。2.研究明清商人的主观世界,尤其是儒家伦理对于他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一言蔽之,就是“揭示中国宗教入世转向的特殊途径,和中国商人阶层兴起的特殊形态”。此书的写作,也说明了余英时确实是以西方人的问题意识(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话)来处理中国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为何他在西方世界有着一小撮读者的原因。
觉得上中篇三教发展比较有趣 下篇所谓商人精神与前述的关联论证不足够充分
選讀、略讀。第三篇商人精神。
宋代以后,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士与商的界限日益模糊,传统的四民观开始动摇,甚至出现弃儒就贾的现象,许多社会公益事业也从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商人身上。吸收了佛道内容的儒家思想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一方面,商人通常从儒家教育中获取知识与文化,普遍具有一定的儒家知识。同时,儒家的道德还是有关商人伦理的重要来源,其中所包含的勤俭、诚信等道德观念深刻约束着商人的行为。贾道的出现则表明,商人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发展出高度的敬业和自重意识,重视自身的名与德。在具体的商业实践中,明清商人表现出高度的理性化,并将许多传统资源转化为经营企业的手段,不仅在组织层面上突破了亲属关系,还在技术层面上产生了足以与西方抗衡的商业算术,从而反驳了韦伯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不能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基础的论断
举重若轻的宏文。论证一气呵成,毫无壅塞之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的中国化反写与论证,以历史记载、史料分析为基础,首先梳理儒道法三家在近世的宗教思想转向,特别是落脚到”程朱-阳明“转向过程中,对佛家思想的承继,商人地位的上升。然后,抓住史料中反应社会思想变化的点滴,从事务中折射中国商人精神的内涵。最后,讨论商人观点、儒学转向与现代化思想在中国的关联互动。就学术意义而言,用韦伯式的论证,修正了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观点,甚至质疑了“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论题提供了“釜底抽薪”式的回答,具有很强的标志性。作为中国现代史学、思想史学的建构,作为一本书内容已然丰富,但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还有较长的道路——中国学人,讨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前因后果,仍然长路漫漫……
治学严谨,读得很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