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是古代中国的政治理念，它的产生与商周以来长时期『封建』政治的实践有关。比如周人的 『五服』（甸、侯、宾、要、荒）制度，就隐然具有大一统的意味。在现有文献中，『大一统』最早见于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春秋》为五经之一，传说经过孔子的删订，在经典中有莫大的权威。公羊传解释春秋开篇的经文：『元年春，王正月。』『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春秋》经文简质，意义并不十分明确。秦汉以后，郡县一统，『大一统』理论的政教涵义逐渐明显。如董仲舒在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絶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对策针对当时的历史形势而发，并没有穷尽大一统理论的内涵。通行的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解释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综合来看，大一统理论在长期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有尊崇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等多方面的意义。
领土完整是大一统理论的重要维度。事实上，任何政治区画都必然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前提。古代中国文明以农业为主，对土地有着深沉的思考。《说文解字》：『土，地之吐生物者也。』土地之神为『祇：地祇，提出万物者也。』又古『国』字，写作『或』，许慎解释说：『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此谓持戈守土则成其为国。这些关于土地的原始意识广泛地见于先秦经典文献。『大一统』意识与地理因素的结合，最早见于《书•禹贡》篇，『禹贡』将当时已知以及想象的地理空间区分为『九州岛』，并对其贡赋、山川、河流作了详细的记録，『九州岛』也由此成为中国的代名词。《禹贡》之后，周人『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正是充分利用地利因素，周人的封建制度逐渐展开，最终掩有天下，以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秦汉以后，统一的国家政权都非常关注邦国内外的地理因素，体现在《汉书•地理志》以下的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郡国志等，或留意建置沿革，或关注风俗物产，这成为后世正史写作的一个传统。隋唐以后，逐渐出现了全国性的地理通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元明以下，又出现了官修的『一统志』。先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下诏纂修《大元一统志》，全书共计一千三百卷，于元成宗大德七年（一三〇七）告成。元明之际，朱元璋痛恨元人以夷狄入主中夏，故而对元代文献不甚注意保存，以致《大元一统志》逐渐散逸。明英宗天顺年间，又命儒臣收集材料，纂修《大明一统志》，全书九十卷，天顺五年（一四六一）纂修成书。清代二百多年间，分别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三次纂修《大清一统志》，以求准确地反映清代疆域版图的变化，并深入地掌握全国各地的地理形势与物产钱粮等。
在大一统意识下产生的地理志文献，当时往往有夸耀威德、经略地方等实际的政治意图，然终究不能阻挡古代王朝的更替与起伏。时过境迁，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古代中国大量历史地理文本，滋生了中华民族深沉的故国之思，以致于针对这片文化上统一的国土的任何分裂以及侵略活动，最终都只能以统一以或光复告终，这种深沉的历史潜势是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为了推动有关工作，我们收集历代的《禹贡》注释以及一统志等文本六十余种，汇编为《中国大一统文献丛刊》，影印发行。希望全编出版以后，能便利学者的工作，并有助于当代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