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余英时文集 第四卷的封面

余英时文集 第四卷

余英时

出版时间

2014-04-30

ISBN

9787549554034

评分

★★★★★
书籍介绍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为余英时文集的第四卷,共选文15篇,主要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介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递变,重点阐述了清代学术史观念的形成以及戴东原、章学诚等人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二是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检讨。

作者研究注重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同时作者酷爱中西文化比较,如在谈论作者归纳的知识分子两大特性之一的“超越”时,作者把它与中国古代的“道”进行了比较置换,指出“中国知识分子从最初出现在历史舞台那一刹那起便与所谓道分不开,尽管‘道’在各家思想中具有不同的含义”。

全书结构清晰,思路流畅,无论是整体编排架构还是具体行文都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同时作者学识渊博,见解独到,文意贯通,虽着眼于古代,投射的意义却是现代的。资料翔实权威,引用准确简洁,对于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整体发展状况及今天的很多文化现象都很有帮助,具有很高的阅读参考价值。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曾师从钱穆、杨联陞,当代华人世界著名历史学者、汉学家,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

沈志佳,博士,自2006年9月始任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前此曾于1993年至2006年任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并于2001年至2003年间兼任美国匹茨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职位以及匹茨堡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目录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兼论“俳优”与“修身”
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士与中国文化》自序
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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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大部分内容是《士与中国文化》,《论戴震与章学诚》里的内容,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这两篇确实写的好,余英时也是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处处反向内涵国内那帮人,他们其实是不读马恩的,原来刘项不读书。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谈到对儒、道两学在当时的作用和地位,获益良多,有发前人未发之感。儒释道或是别的什么说法,哪有那么界限分明,过度拘泥于门户、学派,事事都要定性戴帽,就像气宗和剑宗内斗一样,不是狭隘盲目,就是别有用心了。
前半部分,主要从“士”的发展与内向超越的文化特征的相互影响,勾勒了中国传统思想从天道向人道的转向路径,道统、学统与政统的互动脉络。“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知识分子不仅应该是文化价值的护卫者,更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读后很有触动,关于意识形态的谈讨尽管篇幅不多但很有启发。后半部分主要是对清代学术思想的梳理,考据意味甚浓。
在病魔中读完,体会到先人们的勇敢和艰难,由浅入深,魏晋和清代思想开辟了一条道路,自强不息
第四卷全是关于传统学术思想的专题研究,其要在于厘清学术思想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往往是对学术思想的通俗化和歪曲。从科学思想到科学主义,从生物进化论到社会进化论,从先秦儒学到三纲五常,从宋明理学到天理人欲的绝对化,从马克思主义到whdgm无不是如此。意识形态存在于每一个文化或社会之中,是直接关系着文化或社会秩序的一种集体意识。从这一点说,我们不必把意识形态看作纯负面的东西。统治阶层与革命团体都各有其意识形态,所不同者,前者是要维持既存的秩序,后者则要打破旧秩序而代之以新的秩序。多元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多元化的。理性、自由和容忍是多元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意识形态绝不是凭政治强力可以造成和维持的。只有极权国家才能用政治强力来“坚持”某种意识形态,以维护统治阶层的特殊利益。(神秘的微笑
古希腊的哲学是外在的突破,贯注在永恒不变的超越本体或真理世界。 诸子百家重视精神的修养。在外在超越的西方文化中,精神修养主要是寺院中修士的事。 士起先为低级贵族。
略过了关于清代儒家学术的那几篇,实在是没有基础,而且也太专业了,提不起 兴趣。
《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志于道,道在于心,以道抗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