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余英时文集第3卷: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诸文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易被忽视的方面，阐发了汉代循吏在文化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以及魏晋士风的演变同传统儒、道思想的复杂关系，并在此背景之下，重点论述了明清以来商人阶层兴起的渐变过程
余英时，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述与中国情怀》、《中国怀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控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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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东西方的历史和价值差异如此之大，而局限和偏向巨大的西方文化又无孔不入，人往往早已被深埋沼泽之内而不自知。余英时和钱穆的书一样，有强大的解毒功能，能在阅读西方所谓经典时，头脑里多了一层评判。这一卷一头一尾两篇，已足够说明其价值。
本书从中唐以来宗教的入世转向与16世纪以来商业的重大发展这两个历史事实出发，试图揭示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与明请时期商人阶层兴起之间的历史关联与脉络。其写作一面为回应大陆史学界对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一面为应对西方社会学家企图用韦伯新教伦理说法解释东亚经济现代化的做法。余先生在指出资本主义萌芽说将个别现象上升到整体系统这一缺陷的基础理论，也肯定了明清时期经济发展的变化与商业的活跃。随后广泛引用新教伦理与中国宗教相比较，认为韦伯对于中国宗教伦理存在错误判断，认为中国宗教伦理与新教一样，同属于“入世苦行”一型，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新教所独有。而之所以最终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关键在于缺乏其他条件的配合，即中国的政治和法律还没有经历过“理性化的过程”
终于读完了多年前搁置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受益匪浅，对更年轻时阅读此书似懂非懂的部分有了更深的理解。余英时用非常扎实的史料驳斥了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中国相关论述的谬误，同时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灵感提出了“韦伯式问题”——中国的宗教伦理对明清商人阶层产生了何种影响——并给出了精彩论述。余先生的治史理念着实值得后辈学习：“我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偶然引用的西方的观念只有缘助性的作用。我的立足点永远是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
借用了一个韦伯式的题目，但不是套用韦伯的范式，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关于陈寅恪、《红楼梦》的论战之后，他似乎回归到了自己比较本格的文化与思想史的领域，于是有了对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的研究，并发表了《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最喜欢《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这篇文章充分地向我们展示出，在秦汉史这块史料稀缺的园地，如何通过理论线索、问题意识来挖掘材料的意义。该文将历史上那极少的一部分人的微末的努力，放在长远的中国文化史中去阐释，以表彰原始儒教中“见之行事”的“先富后教”的思想。
余英时在文末借用顾炎武评论两汉风俗的话，以《诗经》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中国的知识人，并将黑格尔著名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黄昏时起飞”翻译成“暮色既晦，夜鹰展翼”，以象征中国的“士”和西方的“哲学家”的不同，可谓传神。
走马观花的读完了第三部，韦伯的痕迹依然很浓，但是余英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似乎无人能出其右，他的关注更加侧重社会史方面，拜托了前人过渡依赖思想史的视角，而社会史才是真正全面的历史
老爷子是真下功夫，魏晋时期的材料以前从来没见过给我带来一个新的视角，明朝那些碑铭，，其中的事迹也很有意思，就是这版字太小了。
若论学贯中西，他超过钱穆太多。堪称大师。